[摘要]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源于对工业文明引发的生态危机所展开的道德反思,旨在论证自然的内在价值,维护生态平衡,但其与近现代以来控制、支配自然的主流价值观产生剧烈冲突,引发了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之争。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尽管从生态道德规范深入生态德性,突出主体尊重自然的道德品质,但也无法避开“中心主义”的话语模式,受制于生态道德规范框架,难以突出生态德性得以养成的内在动力。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人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不断满足的同时,也面临着生态环境问题的威胁,而相应的生态伦理反思往往因循西方生态伦理的思维定式,缺少自主能力的发挥和创造,没有摆脱“中心主义”话语模式的窠白。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伦理文化传统的复兴,中国的生态伦理思想也开始走向本土化进程,逐步凸显出儒道佛等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所蕴含的“天人合一”观念。特别是随着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转化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命共同体等理念,使“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话语建构不仅必要,而且逐步成为现实“以人为本”的生态伦理话语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在自然之外抽象谈论人的价值,而是以自然为生存根基,将保护自然视为保护人类自己,不仅将道德观念向外拓展到自然界,更向内深入生态德性的养成、生活方式的转变,从而使人们意识到遵循自然与完善人类自身的内在统一性。
[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当下动荡的世界格局中,中华文明的和平性更彰显出独特价值。既有研究主要从内生性的角度阐释中华文明的和平性特征,不同文明间的比较视野较为欠缺。借助人类学的视角,从文明诞生的自然一物质基础、思想一制度支持,以及对战争的态度这几个维度对中西文明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有助于更好认知中华文明和平性赖以形成的文化根基。和平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的关键特征之一,它对当代动荡的世界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摘要]在唯物史观视域中,资本与生态之间具有矛盾对立性,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逻辑。历史地看,在资本和生态相伴展开的数百年间,资本形态进行了多次结构性调整,生态危机也相应呈现出了广度和深度上的改变。从根本上说,生态危机的历史性辩证地体现在“变”与“不变”的对立统一之中。我们不能单纯强调资本与生态的对立性,却忽视二者之间关系的新变化;更不能只关注到生态危机的相对缓解,却看不到其内在不变的资本逻辑根源。当前,深刻理解资本形态嬉变下生态危机的历史性内涵,对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思想,充分认识并合理驾驭资本,深度阐明全球绿色发展的必然性、可行性以及彰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世界历史意义来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摘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的研究,有利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有助于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多样性、多变性中寻找同一性,进而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本质、规律等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形态学作为一门对事物形态进行专门探讨的学科,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研究、实现上述意义,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学研究,应遵循共时态与历时态相统一、外部形式与内部结构相统一、功能分析与结构分析相统一、具象与抽象相统一、整体认识与评价诊断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继承发展与变革创新相统一等具体路径。
[摘要]作为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勒兹对政治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然而,德勒兹式的政治理论并非一种具象化或普遍化的政治理论。与传统政治理论不同,德勒兹的政治思想并未直接涉及宏观社会公共领域的政治议题,也未依赖规范性和正义原则构建其理论框架。相反,德勒兹的政治思想更倾向于构建一种面向未来的政治学,即着重探讨政治变革的微观来源、制度运作机制、表现形式以及新型革命的可能性。德勒兹的政治思考较为关注特定或局部形式的革命性转变,而非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在德勒兹看来,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种组织模式,既能超越纯粹无政府状态所固有的无序性,又能有效规避专制国家结构所带来的局限。
[摘要]惩罚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展现了现代社会权力逐渐由传统权力转向微观权力的演变趋势。纪律作为相对“柔和”的微观权力技术取代了“残暴”的公开行刑方式,并扩散渗透至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整体的规训社会。福柯笔下的纪律与权力(特别是微观权力)紧密联系,包含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和目标。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尽管纪律能够约束权力,但也容易产生纪律教育异化为规训控制、严格执纪异化为万能纪律、遵守纪律异化为无所作为等风险。对此,需要深刻认识纪律及其本身带有的规训属性,避免将纪律和自由对立起来,做到理念与行动的统一,防范纪律万能的错误观念,妥善处理个体观念与组织纪律的关系,从而更好发挥纪律的正向功能。
[摘要]公共项目债务风险使地区面临财政挑战,侵蚀了公共项目对提升城市承载力的延展效用。基于非对称风险理论,提炼出信息非对称、收益与风险非对称、权力与责任非对称作为分析视角,探究公共项目债务风险的显性特征与隐性机制。以地铁债务为例,公共项目存在主营业务亏损、偿债负担沉重、评级展望下调等债务问题,催生了复合型债务风险,使其在非对称条件下呈现出阈值模糊性、周期错配性、受体分散性的风险特征,分别对应着属地管理优势与风险定价机制下“管控弱”,兜底预期与风险共担机制下“举债多”,财政事权划分与任期目标责任制下“偿债难”的生成动因。因此,防范化解公共项目债务风险可遵循对称性调适思路,以系统化方式遏制债务增量。
[摘要]跨部门协同是政府数字化转型迈向深化阶段的重要研究议题。客观来看,数字技术在推动部门协同方面的应用价值已得到充分关注。然而,数字化进程中所暴露的部门协同惰性现象及其深层影响机理尚未得到充分阐释。K市应急管理的数字化协同实践表明,数字资源私有化倾向、目标利益不一致、协同激励不足、协同成本与预期收益不对等、责任风险规避与数据驱动下的问责压力是部门协同惰性产生的重要诱因。通过数据确权、高位介入、构建协同激励机制、降低协同成本、完善数据共享风险防范机制和问责机制,有助于消减数字化协同中部门协同惰性。
[摘要]随着数字平台普遍的视频化转型,平台资本主义的运作和利益实现日益与视频化紧密结合,催生了其视频化的动向和趋势。平台资本主义视频化动向的核心表征在于:平台信息传播的视频化驱动、平台经济的视频化变革、平台文化交往的视频化趋向以及平台社会治理的视频化新塑。就原因来看,平台资本主义视频化动向的产生,内基于一定的技术基础、社会经济基础和大众广泛参与的主体基础;就结果而言,平台资本主义的视频化动向虽有其进步意义,但也造成了视频化茧房、视频化榨租、视频化产业后备军、视频化霸权、视频化成瘾、视频化乱象等负面后果。平台资本主义视频化动向的实质在于视频化被用于服务资本主义垄断性平台的资本积累和扩张。面对平台资本主义视频化霸权的负面冲击,中国需采取必要的战略性举措加以应对。
[摘要]首发经济作为以“首"破题、核心在“新”的新型经济形态,为助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开辟了新的增量方向。从消费提质升级、产业优化迭代、就业扩容提质维度看,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高品质消费需求、凝聚产业创新优势提升发展效益、扩展就业容量与提升就业质量构成了首发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而首发红利空间锁定、消费叙事价值倒挂与制度政策协同失灵是首发经济助推共同富裕所面临的现实阻点。为此,要重点在构建梯度化首发经济空间体系消解地理锁定效应,复归民生导向的消费价值体系重构消费叙事逻辑,完善包容审慎的监管保障体系强化制度政策协同方面下功夫。
[摘要]作为社区治理的关键主体,慈善组织对社区治理效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郑州市Z社区的“幸福家园"项目的案例研究表明,慈善组织通过制度嵌入实现社区治理的规范性运作和适配性调整,通过关系嵌入实现社区治理主体协作网络的重构,通过资源嵌入实现社区治理要素的优化配置。在此过程中,慈善组织借用专业技术不仅激活了多元主体的内生动力,还优化了社区合作网络,实现了社区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在整体上形成了慈善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嵌入一赋能”机制。这一机制体现了组织嵌入与技术调适的螺旋演进,更体现了新旧治理要素的有机融合,铸就了刚柔相济的社区治理体系,激发了社区治理主体的能力,为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兼具理论解释力与实践操作性的经验范式。
[摘要]抖音短视频新闻在追求奇观化的同时,正在逐步消解新闻的真实性。算法推荐、滤镜与剪辑技术以及沉浸式传播技术构成新闻奇观化的技术基础;用户行为所具有的参与式生产、流量驱动传播、情感导向叙事等特征是新闻奇观性得以延展和维系的内驱力;平台的商业化属性和对流量的追逐成为抖音短视频新闻奇观性得以持续发酵的直接动因。三重机制相互交织,使新闻在完整性、客观性与时效性上出现结构性侵蚀。对此,需要从制度、技术与认知三维出发实现突围:第一,制度层面推动算法透明与责任划分;第二,技术层面运用区块链溯源与AI审核保障信息可证性;第三,认知层面培育公众的批判性观看与多源验证能力。通过制度、技术与公众的协同共治,实现抖音短视频新闻艺术化表达与真实性维护之间的平衡,为其公共价值实现提供可持续支撑。
[摘要]中国“家国一体”的国家治理模式,长期以来都在西方启蒙叙事的影响下被塑造为“中国专制主义”的根源。然而,这一论断忽视了中国的“家”与这种“家国一体”的国家治理模式极为特殊的历史实践。而“委质礼”作为周代确立君臣关系的重要礼制之一,对中国官僚制度和君臣彝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将传世文献与季姬方尊、侯马盟书等出土文献相结合,以“委质礼”为线索,有助于辨明周代的“礼”在构建“家国一体”的国家治理模式中所发挥重要作用,揭示两者在周代的演变与互动“委质礼”的早期实践将感情融入制度之中,使得本限于家庭的宗法伦理,通过礼物的奉献而延伸至没有血缘关系的君与臣之间,实现从“亲亲”到“尊尊”的结构性统一,催生了“家国一体”的国家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