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定的社会主义制度涵育并发展一定的社会精神。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进程中,见证了理想中的国家精神到现实国家精神的演进。自从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并不断发展和巩固完善以来,中国精神便得到了持续发展和丰富。从改革开放初期倡导解放思想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便不断催生以建设为主题的中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视和领导下,中国精神也得到大幅倡扬,产生了一系列具有崭新特质的时代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以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精神培育同程并进、同体共生,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树立大历史观,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为我们更好地观察历史问题提供了根本遵循。立足大历史观,聚焦两个大局,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使中国式现代化形成的历史必然性在世界场域与中国场域得到更加全面的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体现为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它是深深根植于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走自己的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与发展,既遵循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逻辑;同时,它又立足于近代以来中国的基本国情而又有着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时代任务等,使其具有独特的一面。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生成逻辑,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与西方现代化存在着本质区别,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摘要:法治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现代化建设领域有着应用“第二个结合”的显著优势。从发生论视角观之,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互契合构成基本前提,中国共产党领导法治建设的宝贵经验以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时代要求构成重要理据。但同时,从运行论视角观之,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挖掘不够充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研究不够深入、对“第二个结合”的法治阐释有待强化,是推动“第二个结合”法治应用亟待破解的现实问题。聚焦既有问题的解决,从方法论视角观之,核心要旨在于从法治心态着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实践场域中系统把握“第二个结合”的类型、要点和路径,追求创造一种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法治文化形态。
摘要:工业机器人应用正深刻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须劳动者供给与新岗位需求实现有效适配。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与中国企业雇主-雇员匹配微观调查(CEES)数据,构建劳动者失业持续期与企业招聘缺口指标作为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代理变量,采用Bartik工具变量法构建地区工业机器人渗透度指标,利于测度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的长短期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短期会延长劳动者失业持续期并扩大企业招聘缺口,对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形成挑战;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会使企业增加对高学历及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而供给侧劳动者技能升级存在滞后性,在短期会导致结构性错配和匹配效率下降;从长期来看,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优化高技能人才空间配置、促进现有劳动者增加技能培训、提升未来劳动者教育水平倒逼地区人力资本升级,进而填补劳动力市场高技能人才缺口,实现了劳动力需求与供给的高级化匹配。因此,要构建就业缓冲机制,缓解技术性失业冲击,实现短期纾困;优化人力资本供给结构,破解结构性错配;完善劳动力市场配套政策,提升劳动力市场的整体配置效率。
摘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内在要求,提高四者的协同效应可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有助于增强政策的整体效能。基于2007—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定量评估我国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阶段,“重经济、轻生态”导致降碳、减污、扩绿滞后于增长,进入中高收入阶段后,在经济转型发展需求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耦合作用下,发展方式向“经济与生态并举”转变,推动了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我国省域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增速有所放缓,并存在显著区域差异,现代化产业比重较高省份协同发展水平较高,而传统产业比重较高、资源依赖程度较深省份则较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人口规模是显著促进因素,而能源效率、技术进步、环保投入、金融深化的影响不显著,且存在地区异质性。因此,要构建以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为核心的长效机制,以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结构转型为重点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完善区域差异化政策体系。
摘要:在人工智能发展中,ChatGPT的发布所宣示的大语言模型处于一个极为特殊的地位,其定位不仅成了最受关切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且关系到人工智能关键性的下一步发展。大语言模型一方面标志着人工智能研究的重要范式转换,通过大数据纳入人类语境获得了以人类语境处理自然语言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意味着对于自然语言机器理解的战略退避。这一重要范式转换在人工智能通用性和通用化之间构成了特殊张力,既展示了大语言模型的巨大机器智能优势,又揭示了信息编码层次人工智能的局限。大语言模型是信息编码发展到大数据层次后人工智能通用性大大拓展的产物,但其本身并未实现人工智能通用化必不可少的范式转换,属于在广义语言领域通用性无限拓展的专用人工智能。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介入人类表达实践,如何调适人类表达与AI表达之间的关系已然成为触及人机关系本质的深层命题。人类表达与AI表达存在本体论差异。前者是根植于社会实践的主体性生命活动,通过具身认知与社会互动实践实现意义生成、伦理建构与关系再生产;后者则是“黑箱输出”的符号运算系统,虽能实现表达形式、内容的拟真,却因缺乏具身经验、意向性结构与社会共鸣而呈现出“不可理解”和“逻辑闭环”的实质。人工智能赋能人类表达展现新质生产力描绘的未来样态,以智能对话系统为枢纽的认知生态正在重塑传统表达范式,极大拓展了表达的边界。然而,AI表达造成的人类主体性削弱、知识权威幻觉强化、交往关系物化以及知识生态结构性失衡也需引起警惕。我们须坚守智能时代“人之为人”的存在论根基,坚持人类自主自觉,通过权责共担的技术治理、媒介素养提升与道德物化设计,构建人类表达与AI表达共生互进的动态平衡。
摘要: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革命主体理论是当代左翼学界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建构革命主体最重要的探索之一。哈特与奈格里抓住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生产模式的根本矛盾,发掘了将经济主体(诸众)转化为革命主体的潜能。然而,哈特与奈格里的理论具有一种内在矛盾——革命主体成长所必须的过渡性政治秩序将会成为革命主体完全成熟的阻碍。但是,他们建构革命主体的失败蕴藏着更具潜力的选择:一种简洁、灵活的嵌入式协调机制。这种机制不取代诸众的去中心化结构,而是在其中生长出来,在增强组织决断能力的同时保持其开放性。
摘要:当前,“机器换人”的替代效应致使失业问题越发严重。在这一背景下,作为失业保障的全民基本收入备受关注,但是失业保障语境严重地窄化了它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当代中国正以制度性实践超越失业叙事中的全民基本收入。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它可以把全民基本收入纳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国家基准框架中进行战略重构,以赋能全民参与高质量发展并公平分享增值收益。同时从社会主义数字化趋势来看,全民基本收入的合理性至少根源于财富尺度从劳动时间到自由时间的转变、工作内涵从价值生产到意义活动的转变、所有权从私有权到公有权的转变。这三个方面的转变为全民基本收入从失业保障转向共富基准提供了可能性空间。作为共富基准的全民基本收入是确保人人体面生活的门槛,在此基础上人人可以追求自身能力的全面发展和存在意义的实现。
摘要:屈原“为楚怀王左徒”,当在怀王十至十四年(前319—前315)间。左徒是近侍君主的首席谏官,受命则主办国事,位列大夫。屈原自南郢往居汉北,应是“王怒而疏屈平”后至“复用屈原”期间的怀王十五年(前314)春至十七年(前312)夏。或如姜亮夫、汤炳正推测,屈原去汉北是自主放往汉北看看,既想望去旧邑故都凭吊先公先王,又关心祖国安危而去察看御秦及韩、魏的边疆形势以谋划卫国方略。屈原前往汉北的路线,大概是遵夏水而入汉水,溯汉水又西转鄢水、堵水再渡汉北行。屈原往居汉北所流连、考察之处,想必是楚先公先王的旧邑故都及楚国的军政重镇、战备要塞,也许涉及鄢郢、丹阳(夷屯)房陵、上庸、锡县、丹阳(京宗)析邑、犨邑等地。《思美人》《抽思》两篇,可据诗文内证认定是屈原在汉北的作品。前篇或成诗于屈原往居汉北不久的怀王十五年秋冬,后篇当成诗于屈原居处汉北稍久的怀王十六年深秋。
摘要:唐诗中的灾害书写往往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貌,韩愈和白居易的灾害诗歌也各具特色,韩诗奇崛,白诗平易,但其共同趋向为追求新变,且以杜诗为榜样。韩愈主要学杜诗之奇险处,“以奇得奇”;白居易则更多学习杜甫的新乐府,可谓“以俗得奇”。同时,韩白灾害诗均继承和发扬了杜甫的写实精神,于灾害书写中表现出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对灾害发生的现实因素均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揭示和批判,韩愈相对含蓄,而白居易更显直露,二者可谓殊途同归。其诗风之差异需从多维层面和视角而非简单平面化的角度去观照,二者同中有异,异中有同,韩愈于奇崛中自有其“真率”与“朴直”,白居易则“看是平易,其实精纯”,“平易”之中有“奇崛”。
摘要:世界语在中国的早期倡导者以吴稚晖的“新世纪派”和刘师培的“天义派”为代表,他们往往将世界语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捆绑在一起,同时又站在“超人超国”的“世界”立场,把自己打扮成“世界民”,表现出一种世界主义的思想倾向。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则站在维护民族语言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与之展开了一场新、旧“种性”之争。但归根结底,这场关于“万国新语”的“种性”论争,其初衷都是为了造就一个进化的、文明的、“美富”的中国,本质上仍属民族主义的表现。
摘要:《水道提纲》成书于乾隆二十六年,系中国首部较为全面准确地记录主要河流干流及其支流源头、流经路线、归宿以及地理概况的水道专著,尤其是对边疆地区山川形势的记载更是史无前例,保留了大量清初边疆地区河流与河名信息,蕴含着丰富的地理信息,是体现清代地理学较高成就的著作之一。著者齐召南主要依据采用近代科学测量方法编绘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写成,按照描述对象的特点分别采取区域和流域的分类方式,继承1800多年前成书的《水经》的书写传统,是连接中国河流认知从传统至现代的桥梁。它成为近代地理科学传入中国之前,人们撰写国内水道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对中国河流认知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中国河流史研究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不过,因其引用资料本身的缺陷和齐召南的疏忽造成的讹误同样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
摘要:20世纪初,俄国历史学走向现代化的发展轨道,这与拉波-达尼列夫斯基密不可分。在继承和发展彼得堡历史学派史料批判传统时,他意识到,学派并未建立起一套真正的史学理论体系和规范。有鉴于此,拉波-达尼列夫斯基首先构建史料学方法论体系,以阐明史料的确切含义、主要种类、解释和批评史料的主要标准及方法;其次,他在俄国科学院组织框架下进行密集的史料编纂及考据研究活动,据此制定出相应的出版规范;最后,他开办理论与史料考据研讨班为俄国历史学界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由此形成了一个专业化的史学共同体。在彼得堡学派视野下,拉波-达尼列夫斯基促进了俄国现代史学的科学化、专业化,其学术轨迹反映了彼得堡学派的繁荣发展,折射出20世纪初俄国现代史学发展历程的复杂性。
摘要:文化模式是文化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道德氛围著称。从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出发,可以将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主导下形成的文化模式概括为畏感。畏感以敬畏为核心意蕴,所敬畏的对象——天命、权威与礼法,分别对应着自然秩序、生活秩序和精神秩序,三者环环相扣构建了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网络。畏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人格特质、思维方式和行为逻辑,奠定了其道德品质的基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畏感文化演化出新的时代价值,为中国之治提供了深层文化支撑。
摘要:城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通过建设升级,催生自发、多义且持续的邻里行为,推动陌生人社区向熟人社区转变。通过追踪调研和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城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虽无法直接生产居民行为,但组合式舒适物成为触发器,合作治理机制充当润滑剂,居民自主参与作为内驱力,三要素协同,共同推动邻里共有性行为的生产。邻里共有性行为生产与邻里共同体建构形成双向互构关系,邻里共有性行为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邻里共同体的构建过程,邻里共同体的稳步建构又进一步促进邻里共有性行为的生产,两个过程协同演进,有效推进着基层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摘要:“数字浪潮”牵引乡村治理数字化加速前行,数字化在给乡村治理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治理成本剧增、参与率较低、形式主义等新的治理难题。立足于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基于整体性的多维耦合分析框架,应当从治理方式、治理行动、治理供需、治理能力等维度重新审视乡村治理数字化,系统探讨应对困境与挑战的多维策略,创新探索包容互促的耦合变革路径。具体而言,治理方式的耦合就是要实现乡村数字治理方式与传统治理方式的衔接,治理行动的耦合就是要实现数字工具运用与“指尖上的形式主义”整治的协调,治理供需的耦合就是要实现治理数字化供给与农民多元化需求的对接,治理能力的耦合就是要实现数字能力要求与干群数字素养水平的匹配。耦合策略应贯彻整个系统层面,将多维耦合串联为一体,即构成乡村治理数字化的耦合共同体。